【我的中国梦】甘肃一位耄耋老人的出行愿望

这是一个负面问题，表明某些民族国家或某些法律文化实际上具有自身优越的意识及其由此支配的行为。

此处的双导师制是适用于非法本法硕的培养，但也不影响该制度的借鉴。[14]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外语、诉讼法专题、刑法学专题、民法学专题、法理学与法律方法。

这几所大学在课程的设置方面、专业的划分方面以及到时的遴选方面都有比较有意义的尝试。而法本法硕的专业科目和题型则有国家统一规定。第四种就是法律硕士（法学）教育，培养的应是高层次、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11]丁相顺：《 J. M.还是J. D.?——中、日、美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制度比较》，载《法学家》2008第2期第137页。此后，中国的法学研究生教育就出现了法律硕士（非法学）（以下简称非法本法硕）、法律硕士（法学）（下文中简称法本法硕）[2]和法学硕士三足鼎立的局面，前两者可以归为专业学位，后者则被认定为科学学位。

即在课程设置上充分把握纵深化、实务化的方针，面面俱到的课程设置无法充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也不能适应市场对于高级法务人才的需要。同样，不同高校也可依据各自所在区域的不同，结合该区域的发展特点及优势，对本校培养法本法硕设置有针对性的培养方向，如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国际贸易较多的，可以依托其优势而偏向于培养掌握和熟悉国际贸易相关知识的，并且具备良好的国际法专业知识的国际贸易人才方面的法本法硕。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有宏论云：在法律中首要的不是正确的逻辑，而是正确的目的论。

六、结论 德国法学家魏德士说，在法学中，逻辑不过是目的论的侍者，[64]这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65]表达了同样的智慧。[16]See Kathleen M. Sullivan Gerald Gunther, Constitutional Law, 14th edition, The Foundation Press, 2001, p.959. [17]按照美国学者的研究，对《煽动叛乱法》的合宪性问题，很多美国著名宪法学家，例如斯托里、考文等等都认为这部法律是合宪的。在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v. Butts案中，Butts只是佐治亚大学的橄榄球队教练。[17]另外还要注意到，最高法院所论证的共识，并不是短期的共识，而是自1798年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形成的共识。

[64][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感谢郑贤君教授、王贵松副教授所提出的细致意见。

在这个注释中，最高法院解释说，我们在本案中并没有机会去确定，对于实际恶意这个规则而言，公共官员这个指称究竟应当涵盖到何种低级别的政府雇员，或者具体指明它包括和不包括哪种类型的人。[20]美国最高法院或许没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说得这么到位，但它做的有可能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说的还要好。[25]沃伦大法官在判词中详细论证了，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公众人物对政府决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正一反，足以使其本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甚至在沃伦大法官看来，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应当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关键词】目的论解释。法院因此总结道，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这部法律因为其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批评施加了限制，因此违反了宪法第1修正案。后者则认为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尤其是由于美国宪法的古老，这使得其解释者对客观目的论的方法有着特殊的偏好，其运用之娴熟实令人惊叹。这显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运用目的论思考方式的高度自觉。

德国法学家黑克很早就提出过不同结构的等值体的概念，意指同一思想可以不同的形式得到表达。就事物的性质而言，高级别官员拥有更宽泛的职权，对公共问题的决策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也抱怨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要比公共官员难解得多。[56]上述人民自治论只是美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理论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真理发现说和自我实现说，前者认为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其代表人物为霍姆斯。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对此的态度倒是折中性的，它并没有将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局限于某个单一的价值之上，因为社会现实过于复杂，所以任何单一的视角、价值或者技术都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各种规范目的之间又没有公认的位阶次序，这将使得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或者结果取向而任意选择规范目的，最终将导致宪法裁判毫无法的安定性可言。[31]这些层级的存在，并不影响类型的存在，反倒表明了类型之不同于抽象概念的特性。三、从公共官员到公众人物——类推适用的范例 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中提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即保护人民对公共官员的公开批评。

而就公众人物而言，在当代社会公众人物已经大规模影响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为保护人民的自治，因此需要将公众人物和公共官员同等对待，都适用实际恶意规则。[13]而在纽约时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追溯宪法第1修正案的原意，而是将《煽动叛乱法》的合宪性问题作为讨论的议题，并借此提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精义。

[55]姑且不论其实质理由是否妥当，这个反对意见所体现的方法论却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依然是诉诸目的论的思考方式，从宪法规范的目的出发讨论类推适用的妥当性问题。如果说目的论的思考在法学方法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则对规范目的的界定就成了宪法裁判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因为不同的规范目的界定有可能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

因此，对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探究就不能只关注其制定史，而是要去寻找整个社会对它的广泛共识。因此，选择不同的规范目的，将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

[47]换言之，对商业言论的界定，必然是价值导向的，而这正是类型思维的要义。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者的目的在于限制联邦国会，而不在于限制各州和联邦法院。例如李维虽然证明，从其制定史看，宪法第1修正案不过是压制的遗产，但他更主张，宪法的含义无需固定在过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们提到共和政体的性质，则只有人民审查政府的权力，而没有政府审查人民的权力。

法律的目的决定‘类型的范围。如前所述，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将两个案件合并审理，并在裁判的过程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理论。

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英国的丹宁勋爵这样指出，法院解释法律的任务在于找出国会——立法者的意图。

最后是消极地确定，两者间的不同之处不足以排除此等法定评价。[1]New York Tomes Co. v. Sullivan, 376 U.S.254(1964).（以下简称纽约时报案）。

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页。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并不认为宪法第1修正案的含义停留在制定之时，相反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个术语并非法院的一时兴会，而实有深意。其次是积极地确定，在所有这些观点上，待判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上已规定者均相一致。

[35]李可：《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载《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卷。从理论上说，一条法律规范的颁布时间与其适用时间间隔越长，对其进行法律续造的自由度就越大。

Butts和Walker虽各具有不同的外在特征，但其背后所彰显的意义相同，因此归属同一类型。[51][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进展。[37]这更是因为类型不能定义，只能描述。